《出身论》正式发表40周年之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接受本报专访

“这是一部人权宣言”

40年前，1967年1月18日，《出身论》正式发表。新华月报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4）》（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中记下了这件事。

《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生于1942年。《出身论》初写于1966年7月，经两度修改后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刊发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他在文章中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血统论展开批判，并表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此后，围绕出身问题，他又撰写了十多篇文章。

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认定其犯有“现行反革命罪”，1970年3月5日执行死刑。自1978年11月1日以来，经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多次申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1月21日撤销原判决，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7月，《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了长达2万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文中称遇罗克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捍卫真理的勇士”，“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认为，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２０世纪后半叶，当中国处于深重黑暗之中，傲视强权，解放精神奴隶的宣言。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

在《出身论》发表4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

1、 出身歧视的压力一年比一年大

记者：遇罗克为什么要写《出身论》？

遇罗勉：最主要的一点是，象我家这样的人，受到的压抑太重太重了。一般人家有一个右派就受不了了，我父母亲都是右派，还都是资本家。这么一来，我们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现在说起来轻松，实际上给我们小孩心理的压力非常大，根本就抬不起头来。我没有办法啊，我改变不了我父母的资本家和右派的身份，让人感觉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

遇罗克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我们最多也就是老师给你白眼，同学不愿理你。他就不仅是这些了，上大学上不了。他学习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考了两次都没录取。

然后他主动就上农村去插队去了，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做了一段临时工。到1966年的时候，他到了人民机器厂工作。

记者：在这之前就有出身歧视了，为什么遇罗克选择在1966年7月开始写《出身论》。是不是文革给了他这样一个契机，他可以说话了？

遇罗勉：在这之前，我们的压力就一年比一年大。到了1966年7月，血统论走到极端了，把出身不好的人完全看成敌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也是那时出来的。

文革时，出身不好的人就一定要旗帜鲜明和家庭划清界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上学的时候讨论，在公共汽车上，一个老太太站在那，你在那坐着，该不该给她让座？结果是……

记者：你要先看她是哪个阶级。

遇罗勉：这个观点太“正确”了，哪能随便给让座呢？如果随便给让座，那就没有阶级性了，你就堕落了，走入修正主义了——那时人的心灵已经丑化到什么程度了！

记者：在《中学文革报》上刊发之前，《出身论》已经在北京油印并张贴了。

遇罗勉：对。我和二哥遇罗文在1966年10月份，去广东串联。那里对出身的歧视要比北京弱得多。那时候我就有天赋人权的观念，这主要是我大哥传给我的，因为他看了很多西方的哲学书，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有卢梭的《论人类不同等的起源和基础》等等。

我和遇罗文根据遇罗克平时里说的那些话，写了一篇叫《论出身》的文章，批驳血统论，油印之后，从广州往北京寄了一部分，那时署名是“呐喊战斗队”。然后遇罗克把他写的《出身论》给我们寄过去，我才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出身论》，当时的字数比最后完稿时少很多。我们开始在广州油印张贴，人们反应非常热烈，围观的人过来跟你握手，向你要油印的《出身论》。很多串联的人帮你印，帮你贴，还要去自己油印。11月份，回来又办了一份报纸《北斗星》。我们开始四处去贴，也有反响。刚贴出来，现场就有人辩论，我也参与。有人说好，有人说是“大毒草”。

记者：《中学文革报》是建国以来第一家纯民间的报纸？

遇罗勉：《北斗星》是北京市65中的几个人办的，遇罗文算是主力。我也帮助印刷、张贴。这也算报纸，但都是油印的，而且是免费赠送的。区别在这。后来创办《中学文革报》，是铅印的，而且卖钱。如果说是第一份的话，我想指的是现在报纸的形态，铅印的付费的报纸。这倒有可能。

《中学文革报》2分钱一份，八开四版。那时所有的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基本都是两分钱一份。

2、他对权威的东西是很冷静的

记者：学者陈东林认为，《中学文革报》是文革时期北京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三份群众组织报刊之一。

遇罗勉：主要在北京出售，外地也有邮寄，或者红卫兵大串联时带走的。在《北斗星》时，开始收到外地的来信。影响大是铅印时候的事。后来，邮件多的时候，邮局都不给送了，送不动，让自己取去。我们骑自行车，拿个袋子，每天都去取信。每封信我们都看。看信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记者：《出身论》发行了多少份？比《兵团战报》这些报纸好像要少。

遇罗勉：不算此前油印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印了3万份，很快卖光了，很多人来信要看，于是又印了7万特刊。一共出了7期报纸，每期都好几万份。那时确实是非常好卖，这是我个人的亲身感受。大家都非常珍惜，有时候它的一份相当于很多份，它要留着给别人看。有的人居然把《出身论》抄成大字报贴出来。去年还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当时在上海的学校就看到用毛笔写的《出身论》的大字报。

我们卖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用这笔钱买纸，付印刷费。而《兵团战报》是江青支持的，免费送。卖就没有人买。它发，大伙甚至不看就扔了，大量的是这样的报纸。有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数量能说明什么。

记者：当时学校也停课了，你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中学文革报》上了？它的出版周期是怎样的？

遇罗勉：对，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这上面。我大哥白天要到工厂上班。学校瘫痪了，工厂虽然也搞批判，但还要上班，不能不去，不去要扣工资。

报纸是不定期出版，主要看印刷厂那边的情况。我大哥写东西非常快。明天要出报纸了，一个晚上写出来，第二天早上就交稿。

记者：造反派们对出身论的评价怎样？各不相同？

遇罗勉：对。又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有磨凌两可的。反对的人砸学校，砸印刷厂都是以后的事了。

记者：我感觉，遇罗克的有些文章，还是有浓重的派系斗争的味道。

遇罗勉：不能看表面的文字。他私下里不是那样的观点。我们都不是这样的观点。你知道我姐姐遇罗锦是因为什么在1966年底被抓起来的，判了三年劳动教养？因为她的日记被别人发现了，日记代表更真实的想法。我举我姐日记的例子，并不是想说明她有多么特殊，而是想说，那时并不象现在有些人回忆的，全都那么狂热。有的是表面的，不得不做的。实际上高层的派系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又不得不写进去。遇罗克写的文章有时代的特色在里面，我们看的时候要把这个分清楚。

从遇罗克的日记也可以看出来，他对权威的东西是很冷静的，他不是狂热的，或者受整个舆论的影响。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有自己很独立的见解。但是他知道要很策略的说话，或者要迎合当时的习惯说话。

记者：那时，遇罗克和你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压抑久了，突然“大民主”，可以站出来批血统论，批官僚腐败了，内心觉得很高兴？

遇罗勉：当时并不是高兴，那时候知道文革是混乱，只不过觉得我已经在最底层了，已经很倒霉了，再乱再倒霉我还能倒霉到哪？可是也该让那些没倒过霉的人倒次霉了，这种心态当时是肯定会有的。

冷静的分析这件事。文革真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因为有了文革，所以才能让以前绝对不能说话的“哑巴”说出话来。确实能说出话来了。拿《出身论》做例子，如果没有文革，这篇文章永远出不来。在这之前，只要你写出来，也要把你抓起来，给你打下去。绝对的。

3、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天赋人权

记者：发表《出身论》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那时老红卫兵已经失势，你们是主流了，可能问题不大。那时你们会有风险考虑吗？

遇罗勉：绝对不是这么想的。当然有风险考虑。并不是有我说话的地位了，可得意了。就是觉得终于有机会能说出来了，再不说就没机会了。其实我们那时都是这种考虑，怎么会觉得没有风险呢？因为那时打死人是非常常见的，那帮人突然到你家来拿棒子把你打死了，没有人会管你，你们家是什么家庭啊。

也会考虑，有一天可能会被高层抓起来，知道这是犯忌讳的。刚印《出身论》时，并没有觉得官方会支持。按照当时正常的思维方式，官方绝对不支持。

记者：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里面有批判血统论的语句，在这之前，陈伯达也批过“血统论”。

遇罗勉：都是批血统论，可是《人民日报》和《中学文革报》是站在截然不同的两个立场去批的，其实是两回事。

记者：但这意味着，你们批血统论，当时官方会支持。

遇罗勉：不见得支持，官方当时只是还没反对。但等到1967年4月戚本禹讲话后，官方真反对了。《中学文革报》就快办不下去了。有造反派到印刷厂抢报纸，我们这一大三轮车报纸，就被截住了，让把报纸烧掉。停刊之前，已经发生这事了。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认为是大毒草，要销毁。

记者：那时你们兄妹四人都比较积极，你父母亲是什么态度？

遇罗勉：我父母根本不管我们。知道管也没有用。有时也说，你们小心，别自找倒霉。因为他们吃了右派的苦头，就是因为多说了几句话。

我哥不听话。包括我姐姐遇罗锦，也特让父母亲担心。尤其到文化大革命那会，父母的权威一点也没有了。他还说我们？儿子斗老子的太多了。我相信我父母一定会有这种想法，觉得对不住自己孩子：就因为我们当初说了一句什么什么话，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困难。

记者：1967年4月，《中学文革报》停刊，正好在北京市革委会建立前后。在鼓动更多人起来革命之后，现在又到了要压制造反派的时候。遇罗克随后被抓，你觉得和这个大的社会背景是否有关？

遇罗勉：我觉得和这个可能没有关系。和这个有关：他们发现，遇罗克的思想危害太大了，对他们从根本上构成一种隐患。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在遇罗克1968年1月被抓之前，我们就发现他被跟踪了。

历次事件，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从我经历的感觉，文革没有象有些人说得这么有条理。

记者：遇罗克被捕后，你们家人做了什么努力吗？

遇罗勉：他在工厂里被捕时，我们都在家里，之后再没见到他。没有做什么努力，没有用。

记者：公审大会，你们也没参加吗？

遇罗勉：公开枪决前的公审，也都不允许我们参加。1970年春节前，我们几个在农村插队的孩子回到北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街道积极分子、派出所都来人，让我们必须得走，我们也不敢不走。春节后就宣判了，当时我父母在北京，街道、派出所都派人来看着，不让出去。

后来我父母亲看到了张贴出来的遇罗克的罪状，共有两条，其中有一条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

记者：遇罗文的“反革命罪”，在1979年被平反，平反前的申诉顺利吗？

遇罗勉：一直等到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时才开始申诉。主要是我母亲在找公安机关。那时正赶上社会思想比较开放。没有什么波折，公安机关派人来调查，后来就给平反了。

平反之后，《光明日报》头版用一个版做了报道，题目是《划破夜幕的陨星》。那时挺轰动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平民受到这种舆论待遇。那时很多报纸都登了很多纪念文章。

记者：你现在怎么评价遇罗克和《出身论》？

遇罗勉：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天赋人权。他就觉得，人生来应该是平等的，往高了说，《出身论》真的是中国的人权宣言。我觉得最本质的是这个。在这之前，真的没有人站出来为要求人的平等这么喊。现在也没有失去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