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这部纪实，从作者与一群激进的中学生在文革中枪杀人命开始，到十几年后与几个身负重罪的囚犯在监狱里甘冒受惩罚的风险，用良知、智慧和勇气使一群迷途的年轻囚犯在悬崖边上止住了滑向深渊的脚步结束。一段真实地折射文革的心路历程在这里不加任何掩饰的展示，一颗面壁多年的灵魂在历史责任面前的如实叙说。
文革期间的武汉市，发生了一个被称作“12.5事件”的案件，两个中学生被一群中学生枪杀在梦醒时分。这事件的组织者、现场指挥和主要凶手李乾等人被警备区拘捕后，让作出拘捕决定的决策者没有想到的是，武汉市立即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声势颇大的“营救革命闯将李乾”浪潮，参加营救的甚至包括了当时的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驻汉联络站。此事还被捅到了北京。
当年那个“12.5事件”里的焦点人物李乾，就是本书的作者。
标志着文革开始的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时，作者还不满十六岁，但他已半主动半被动地走进了那场风暴，一个幼稚单纯，却不乏思想和追求的少年就这样开始了他多舛的人生。
当他一走进那风暴，就立刻被套上了红舞鞋，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他始料未及的，包括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自由被剥夺的那一刻，他大惑不解地问：怎么会是这样？从那一刻起，他不只是产生了深深的疑惑，而且一直在苦苦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十几年后他历尽磨难终于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与之伴随的不是终于有所收获的喜悦，而是灵魂的痛苦颤栗，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却是他必须直面的。
这部作品翔实地记录了他在那个特殊环境里的苦苦寻求。
书中再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往事，写出了自那一刻起，他长达十八年、角色一再错位、极具个性色彩的铁窗生涯。如惊心动魄的同死神争夺海归教授；深刻独特的与睿智老人思想碰撞；别具一格的和流氓团伙龙头老大倾心交流；在压抑、凝重、令人窒息的氛围里，零距离同性格迥异的死囚一起渡过他们生命的最后十天；宣判时的即兴游戏等，其中特别是作者狱中母子相见的情景令人动容、不忍卒读。这段几乎陷他于灭顶的经历使他的视野和思维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他自己也不曾料到的境界，在作品中多处都可以看到他对人生、对社会和历史的深入思考和沉重感悟。
作者还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武汉文革初期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事情，如”九.二-四绝食”、“八一渡江”、同周恩来总理的座谈及宴会等。
作者的经历独特，文笔生动，题材的厚重和作品的可读性相得益彰。
作者简介：
李乾，汉族，1949年12月出生，湖北省宜昌市人，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在文革中因开枪杀人一案1967年12月被拘留，1976年7月判刑二十年。服刑期间减刑二年，1985年12月出狱。
这是他的第一次写作尝试。
作者的电子邮箱：1949008LQ@163.com
LQ1949008@hotmail.com
目 录
第一卷 怎么会是这样
1 怎么会是这样
2 “12.5事件”
3 湖南之行
4 青春的萌动
5 初生牛犊不怕虎
6 从“一小撮”走过来的《红十月》
7 “紧握你们的手”
8 阴阳界
9 第一次过堂
10 以德报怨
11 生命拉锯战
12 无意与有心
13 诈骗饭
14 王老头
15 “1.3案件”
16 领教
17 国宴
18 遗书
19 假如希望欺骗了你
20 “一目了然”
21 “异位心”
22 死囚的最后十天
23 九年等一回
24 “娘的眼泪流干了”
25 初识劳改队
26 毛主席逝世后的日子
27 老猫和搭档
28 小生灵
29 异类
30 祸福一瞬间
31 错位
32 彩莲船
33 父母的生日
34 又一次错位
35 佛光
第二卷 废墟上的记忆和沉思
之一
之二
之三
之四
之五
之六
后记
附录 文革亲历者口述（节选） 柳英发
2 “12.5事件”
1967年12月4号，红旗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在文化革命中改名为红旗中学）。
事后有个戏谑的说法：12.4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它的谐音是“要尔死”。
在宣布学校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刻，群情激奋，锣鼓喧天，不少人脸上挂着幸福的泪水尽情地欢呼，我们为之流血奋斗一年多的红色政权终于诞生了。我忘情地在礼堂的楼顶上鸣枪庆贺，把子弹打了个精光。
到中午时分，大家都吃饭去了，我碰到一个好久没见面的朋友，两人在礼堂旁谈得正起劲，初一《翻天》战斗队的一个同学急急忙忙找到我这个在革委会里兼管安全保卫的委员（在革委会里分工我主要是管教育革命），说二十二中的一伙流氓冲到了办公大楼的三楼，情况十分凶险。追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原来二十二中有人发现放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的庄洪运混进了我校，不知他要干什么，就告诉了我校的几个同学，《翻天》战斗队就把他弄到办公楼的一间房里想搞清楚办公楼被烧的经过。到了该吃饭时候多数人都走了，只留下两个人看着他。这时突然冲进来一伙二十二中的人，见人就打，同学们没一点防备，只能夺路而逃，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同学被他们截住。
听罢没有多想，只是着急自己同学的安全，也来不及去召集人，就一个人赶过去冲上了办公大楼的三楼。
一上三楼就看到几个人高马大的陌生年轻人一脸杀气地站在那，但已经没有我校的学生了，看来至少他们都已离开了这里，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几个人见只有我一个人上来，仗着他们人多，就凶过来想动手。前后都是他们的人，我的处境有点不妙，心想不能让他们围起来腹背受敌，就掏出手枪对着朝我凶过来的人走去。他们一愣，没想到我会迎着他们走，等他们缓过神来我已穿过他们的包围圈。
谁敢动手？背靠着墙壁我挥着没有一发子弹的手枪说。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①一个看起来长得很斯文却一脸杀的气高个子用手指着我说，然后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知道此时示弱意味着什么，也用同样凶狠的眼神盯着他。
谁也没有再说话，整个三楼没一点声响，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安静得能听见空气中凭空出现的火药在迅速燃烧的咝咝声。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都希望对方的眼光先撤回去。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知道时间对我有利，但也担心在同学最后到来之前可能发生的恶战。
正在想着怎么改变眼前的困境和僵局、怎么让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时，一个人摇摇晃地走过来，拉开和我对峙的人。
此人是谁？他要干什么？是不是庄洪运？这几个问题在我脑袋里飞快地转动着。对，是庄洪运，是他，看来刚才他吃了一点亏，不然不会这样走路。久闻其名，今天才见其人。这个参与了洗劫我校华侨贮藏室又放火将办公大楼付之一炬的家伙要干什么？我警惕地盯着他。
他对那个想凶过来的高个子说：刚才打我没有他的事。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这话一出，极度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下来，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把刚松弛的神经再度绷紧。
实话跟你说，要晓得是这样一回事，要晓得把我打成这样，当时抓我时我就不会把手榴弹递给旁边的人，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好像很后悔地说。
听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就在半小时之前，只是因为眼前这个人的一念之差，我们学校和一场惊天惨祸擦肩而过。
我们和你没得“烟子”②，也晓得你是管“硬糖”③，不会和你过不去。但那些狗日的原来见了我们像乖乖儿的“汤饭”④，现在看见自己赢了就来搞老子，走着瞧。他接着说。
他这话对我来说有点中听，对眼前的这个人我一下子有了几分好感。这好感的产生不仅仅是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我化险为夷；也不仅仅是他在最后一秒钟决定转移而不是引爆手榴弹，从而避免了一场不知道可能会有多少人丧命的惨剧；更起作用的可能是他那不经意间从骨子里透出的硬汉的味道。没想到的是这好感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后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让死神在他面前止住了脚步。
忽然我心中涌起一丝温情，虽然自己的险境是否完全过去还不得而知，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恻隐之心。看他捂着腰说话的神色，我还担心有人下手太重把他打成了内伤，就走过去对他说这样吧，我去弄辆车子送你到医院去看一下。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感觉他在说这话时主要的情绪不是愤恨，甚至没有愤恨，只有在受到意外关照时的不好意思。
我的同学一下子涌上来好多，他们很意外地看见这里已化干戈为玉帛，我正拍着庄洪运的肩膀说话。双方只是静静地相互看着，没有谁想再生出一点什么事来。
我是真心实意的，等我把车安排好再上来找他时，人影都没有了，为这车我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
热心要带他们去找熟人中医的汪××有点扫兴地说白忙了。
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为革委会的成立，这天晚上不少的班级都搞了小小的庆祝活动，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
第二天，和班上的几个负责人在一起议起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胜利后有少数同学的革命意志有点衰退，不抓不行了，决定晚上开个班会，好好说说这事。
在红石大道上碰到几个外校的熟人，一下子扯到昨天发生的事上。有人说你怎么不开枪毙他一两个？我说开什么玩笑？人命关天，吓唬一下可以，哪能搞真的！旁边有人接着说正当防卫怕什么？在我还没有回话时，有人不以为然的插了一句：不是正当防卫又怎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抓起来打死了还不是一点事没有？！
我望了他一眼，虽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晚上钢工总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校庆贺演出，昨天发生的事一直让人放心不下，有一种要发生点什么事的预感。
不到六点钟天就完全黑下来了，七点半钟演出才开始。可是，这时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陌生人，吵着闹着要进来，学校里的空气开始有点紧张。这些人是来看演出的还是来闹事的？跟昨天的事有没有关系？我站在大门口极力想搞清楚这问题。从昨天最后的情况看，二十二中那伙人不像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庄洪运挨打是二十二中学生“点”的“水”⑥，我们谁也不认识他，他恨的是他们学校不敢和他正面过招的人，这点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有点倾向于门口这些人和昨天发生的事无关。
这时候有人来叫我，让我到新礼堂去一下，说革委会已有几个人在那里要我过去碰个头。一上红石大道的台阶就看见一群人正在谈论什么，有革委会的耿祺华，宁汉文等人，走近发现还有二十二中的符军、祁援朝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有人介绍是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
二十二中钢二司头头符军和祁援朝有点激动地介绍情况：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二十二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还说今后要守在学校门口，只要是红十月的人，见一个打一个。
我还得知两校之间一处废弃的房子被人打了一个洞，那伙人进出我校都是走的这个洞，只看住大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几个人决定召集一部分男生对付二十二中的流氓，由革委会的几个人分头去通知，在寝室大楼一楼的《红十月》编辑部集合待命。
看来我的判断不准确。一分手我就急忙赶到大门口，此时大门外的人越聚越多，负责在大门口维持秩序的同学已经有点抵挡不住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干就大干一场，谁怕谁？我有点横了。
我对门口的同学说，把他们都放进来，大门不用管了，新账老账一起算。话语中竟透着几分兴奋。
想起这伙人的种种恶行，要惩罚他们的念头一经产生就越来越强烈。
庆祝演出准时开始，但我没一点心情看，连礼堂的大门都不想进。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但谁也不害怕会发生什么，只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
老远就听见《红十月》编辑部里人声鼎沸。一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人，革委会的何儒非，柳英发，宁汉文已经在里边，祁援朝和二十二中几个不认识的同学也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发着议论：
太猖狂了，我们没去找他们，他们倒打到头上来了。
把华侨贮藏室抢了，还一把火烧毁了办公大楼，当
真可惜，昨天的机会错过了，要是当时有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多好。
说起来造反派胜利了，怎么路过二十二中总是提心吊胆的？！
六月份，何儒非就是在学校大门口被他们砍得头破血流的，血衣还在办公室里。何儒非可是我们红十月的旗帜，这口气还没出的。
毛主席都说了要武装左派、要实行群众专政，坏人要让革命群众自己处理。
这回我们要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不搞就不搞，要搞就搞彻底，把他们好好教训一下。
……
也有少数同学只是静静坐在那里。
初一几个小个子机灵鬼不时的进进出出，随时报告二十二中那伙人的最新动态。
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议室里的人一直在等。
在隔壁房间里面，我自己班上的会也同时在进行。与这边的热烈相比，那边的空气有点沉闷。
有个别红十月战士的革命意志出现了衰退的苗头，好像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跟他关系不大了，据说还经常和逍遥派一起去逛商店，对大批判等工作不热心，这样下去怎么行？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新的政权才刚刚建立，后面还有那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怎么样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这一年多来的浴血奋战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明天靠我们去建设，我们凭什么本事去建设？用什么精神状态去建设？每个人都要认真想一下：我们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希望每个人都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二十二中这伙人的出现搅乱了我的心绪，只是简单讲了几句后就要班上勤务组的负责人舒国良主持会议。
我心挂两头。这边班会讲了个开场白又跑到隔壁会议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坐一会后又到班上去听大家的发言。班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看来还有点用，至少对被我关注的那几个同学有所触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又转身回到会议室。此时演出已经临近尾声，更多的同学得到通知来到会议室，会议室都快挤得装不下，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一直在探听消息的同学来讲：孔威，傅强等人离开了二十二中，走了。
这看来是个好消息，至少今天不会再有事了。
有同学说那我们就走了。有人站起来准备离开。
也许是有人觉得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对参加会议的几个头头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把人集合起来一次不容易，就这样算了？
不算又怎么样？有人不以为然地反问。
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有人激动地说。
抓来搞么事，就地打死他算了。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
会议室里一下静下来。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刚开始我也是一愣，一时不知道怎样回应这个提议，在此之前，把这伙流氓痛打一顿就是我惩罚他们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想过要谁的命。在迟疑中趋向否定这个建议时，突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打死了，一点事也没有。这个声音的出现，至少打消了我反对这提议的念头，但我还是在犹豫，毕竟人命关天。不过从这一刻开始，“人命关天”这一古训在我心中的位置开始动摇了。
开始有人发出充满正义感的声音：这伙流氓抢劫建设银行，放火烧楼，绑架，行凶，对南下的女生耍流氓，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
提到绑架，我想起这伙人曾绑架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任爱生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冒死相拼，以终生残疾为代价，纵身跳楼才得以逃出虎口。那天在医院抢救时，为不让他再次遭劫，我带人前去守护。看着面色苍白、形若枯槁的长者，看着只有呼吸没有知觉、生命垂危的任爱生；看着他那一双含泪守在病房外的年幼儿女，我曾发誓一定要严惩凶手。
有人介绍兄弟学校的情况：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面临的问题，汉口那边有几个学校的流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搞了一个五校联防，为非作歹，新一中对他们一点都不手软。搞群众专政我们都有点落后了。
《文汇报》的社论说：一小撮流氓的猖狂挑衅是路线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妄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有同学据此来说明这样做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
对流氓就是要镇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情绪开始升温。
只有高三（1）班的钟立民在一片赞同声里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打死。
马上有人不容质疑地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
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的语录：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现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流氓猖獗没人管，这事只有我们造反派来做了。
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英雄气概已经主导了会场的气氛。
我想起了列宁的话：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地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革命的箴言，伟大的列宁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种“不幸”，要我们保持革命的“本能”，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知是因为导师的教导还是因为会场上那种气氛的压力，或者就是真改变了认识，持谨慎态度的同学不做声了。
我慷慨激昂地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这回要搞，就要彻底打掉这个流氓团伙，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来干扰破坏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法律是保护我们而不是保护他们的。
此时的我，对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甚至被大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
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我说那我们的目标确定哪几个？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主持会议的角色。此前大家在这里只是集合待命，并不是开会，就是开会主持会议的也应该是何儒非而不是我。
我话音一落大家马上说开了：
孔威，这家伙是这伙流氓的“拐子”⑦，最坏，擒贼先擒王，首先就要打掉他。
傅强，除了孔威就是他，他的坏点子最多，狗头军师。
庄洪运，他是最得力的打手，每回闹事都是他冲在最前面。
还有丁洪宝，他和庄洪运是哼哈二将，也是一个凶残的打手，除恶务尽，丁洪宝不能放过。
还有×××。有人提到了自己痛恨的人。
他就算了，只是一般成员，我们只搞首恶。马上有人发言否定。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说得最多的还是符军和二十二中的几个同学。毕竟我们分属两个学校，对这伙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多数人见了他们的面都不知道谁是谁。
在我的主持下，大会最后决定除掉孔威，傅强，庄洪运，丁洪宝四人；落实了枪枝及由谁持有；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把参加者分成了四个组，确定了各组的负责人；明确了去孔威家由老初三（4）班的同学带路，去其余三家带路的事由符军负责；十二点钟开始行动。此时才十点钟，大家先回宿舍休息，到时再通知。最后强调一定要保密，目前还不清楚对方手里有什么武器，但能肯定至少有手榴弹。如果走漏了风声，不是计划泡汤就是我们会有难以预料的伤亡。
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还坐在那里。
虽然疾恶如仇，热血沸腾的情绪还在身上延续，但内心深处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在慢慢往外渗，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应该说对这个行动的具体安排，自认还算是缜密的，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一向很自信，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是什么呢？这必须弄清楚，但一时又弄不清楚，我有点不安起来。突然觉察到是“人命关天”的古训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不安地躁动，在察觉到这一点后，这焦虑就开始不可遏止地往外涌，按都按不住。是不是这个决定根本上错了？我反复想了一下后的结论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决定有点突然，不是我的初衷，但不论从革命理论还是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都是有道理的，是事情合乎逻辑的发展。那是什么让我焦虑不安呢？对，是枪毙四个人多了，要减。明确了这一点，人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我找到符军，一起到了何儒非、柳英发住的寝室。
何儒非、柳英发是66届高中的，我是66届初中，比他们小三届，我们一起从最初的“一小撮”⑧走过来。虽然有时我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可能冲突一下。但从心底里我把他俩看作是比我年长，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大哥哥。就私而言，心理上此时我需要他们对我想法的认同；从公而言，我要改变会议的决定，也需要他俩的同意。
屋子里只有我们四人。我讲了对行动的具体安排后说庄洪运昨天那一顿打挨得不轻，估计给他的教训也差不多了，肯定会有所收敛。是不是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拿下？
没一个人有异议，他俩简洁的用一个“好”字作了回答，几乎连想都有没有想，看来不管他俩意识到没有，内心很可能有和我一样的焦虑。符军也连连点头，我很高兴他们的认同。他俩又详细问到一些具体的行动细节，我一一作了回答，离开时，他俩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午夜十二点，四十多个同学准时在后操场集合，大部分是我校的红十月战士。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北风飕飕地袭来。虽然天气很冷，但大家情绪高昂。很显然，这次出发和“6.24” 那次迥然不同。
在“6.24”那天，当造反派在杨园地区的唯一据点——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被人多势众，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⑨包围，铁四院的造反派在浴血抵抗，街头巷尾风传钢工总总部派去救援的装满战斗队员的三十多辆大卡车正在开往铁四院的途中。实际上当时只有五辆车（临出发时坏了一辆，最后只有四辆车）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组织战斗队员去援救。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这种援救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没有赴死的决心，没有慷慨捐躯的勇气，是不敢登上这几辆车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是钢工总成员最集中的地方，据称有战斗队员三千多人，此时却鲜有人影。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那边铁四院的造反派危在旦夕，这边却迟迟凑不齐这几车人。正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准备演出的我校《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坐不住了，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被百万雄师屠杀，宣传队队长把队旗一挥：我们上。他的本意是男生去，不料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宣传队员，不论男女都抓起长矛，齐刷刷地跳上车。那几个女生怎么劝也不下去，还是旁边的工人战斗队员实在不忍心让这几个稚嫩的女孩也去送死，强行把她们赶下了车。四辆卡车飞速地向铁四院驶去，“百万雄师”早已在铁四院周围设下了路障，汽车过去连调头的机会都没有，在组织严密的数千名“百万雄师”面前，等待这四车人的将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车队在大街上驶过，《红十月》的旗帜极其悲壮地迎风招展。沿途很多人鼓掌欢呼，但当发现只有四辆车时，更多的人说惨了，惨了，这几车人是在赶赴黄泉。当时我和几个红十月的同学正在从铁四院返回学校的路上，刚才眼睁睁看着铁四院的造反派落入“百万雄师”手中，其状惨不忍睹，我们满腔的愤怒和悲伤。这几辆车迎面开来时，沿路的欢呼声让我们知道了车上是援兵，“百万雄师”是绝对得不到市民的欢呼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当突然看见了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看到了旗帜下面的红十月战士，我的心一下子发紧，想喊都发不出声音了。我的好战友，你们真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了。不能让我慷慨赴死的战友暴尸街头，拼着一死也要让我的战友保持最后的尊严，我们发疯似地跟着汽车狂追。所幸的是就在他们到达铁四院前的几分钟路障刚被撤掉，车队只是呼啸而过，人们所担心的惨烈场面很侥幸地没有出现，但还是有一个工人战斗队员被飞来的长矛刺中心脏。
如果说上次出发是笼罩着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那么这次出发就洋溢着一种为民除害的高昂激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吮吸着浓稠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乳汁长大的，从小就认为自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从小就认为为革命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实践的誓言。现在我们出发了，虽然不是上次似的慷慨赴死，但同样神圣，我们是去打击一伙胆敢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流氓。
队伍排成两列出发了，领路的同学走在最前面。诺大一座城市似乎已经酣睡，路上看不到行人，偶尔从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仿佛在告诉人们现在的夜并不平静。好一盏坏一盏的路灯让我们的身影时而有时而无，印象中汉寿亭离我们学校并不远，但今晚这段路好像变得有点长。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领路的同学指着一处房子说到了。
我让队伍停住，和几个组长一起随领路的同学围着房子转了一圈。
这是汉寿亭临街的一处住房，两层楼，三栋连在一起。每栋只有一开间，进深不超过
我开始叫着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带上下转轴的木板门。
谁呀？许久楼上才有回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同学。
他睡了。这么晚了还有么事？
我们有点急事，要找他。”
……
隔了一会儿不见有动静，我又敲门时，听到头顶上窗户的吱吱声。我后退两步抬头一看，窗户慢慢打开，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听符军介绍过孔威有个姐姐，看来就是她了。她盯了我们一眼说孔威已经睡了，有事明天来。神色显出她的怀疑和担心，但语气显示她主意已定。
在她说话时，她背后有个身影一闪，估计是孔威，虽然不认识，但只可能是他。这种老式的房子不高，虽然光线很暗，但里面明显的动静还是看得见的。
我身后有人说我们有急事一定要见他。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
窗户关了，我们几个继续敲门。终于，我们不屈不饶的努力有了回应，开门的是一个披着棉袄的老太太。从热被窝爬出来她一脸的不乐意，冲着我说这么晚了还来做么事？吵瞌睡。，她突然看见我手里拿着枪，还想说什么的嘴立刻闭上了。
屋里很暗，只有从右边房门虚掩的屋里透出的一点光亮，我以为楼梯在里面，就推开这虚掩的门，正准备往里迈，老太太拦住我说这是我的屋，楼梯在后面。我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