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一）

    看了《大国崛起》以后，一个一直在心头的问题，再一次在心中反复，翻看《欧洲文明十五讲》的时候，陈教授的一句话，“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透彻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近代中国200多年以来， 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探求答案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中国人对历史的启蒙，都是从中国5000年的悠久文明开始的，然后是四大发明，而中国在近代遭遇的屈辱被轻轻带过，历史在死记硬背的枯燥方法论中，让我毫无兴趣，于是转而学理，在自然科学的舞台上，牛顿、欧拉、诺贝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闪光的名字和传奇的故事，让人心醉；大学里，近代经济学的课本上，仍然看到的是亚当斯密、凯恩斯、纳什等等西方人的名字，连马克思，也是一个德国学者。为什么在近代世界的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无法刻下自己的名字，但为什么，和其他已经消失的古代文明相比，我们这个仍然存在，却式渐趋微，亦步亦趋的跟在现代文明后面，为全世界的发达文明充当廉价劳动力的时候，我不得不思考这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这显然不是哪一个个人可以承担的责任，也不是哪一任政府的问题，在漫长的中国文明中，无数代炎黄子孙用鲜血，生命去寻找答案。以变法纠中国的谭嗣同的鲜血没有唤醒中国的人民，宪政专家宋教仁也没有，鲁迅，瞿秋白，还有“永远的丰碑“里无数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即使是以这么多充满智慧和理想的中国精英的生命为代价，却仍然无法让我们的国家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说诺贝尔奖金，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文明的认可，为什么获奖的炎黄子孙，都是旅居的外籍华人。起码，这验证了一点，文明程度的高低，与人种无关。我们用无数奥林匹克的金牌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我们中国人，都并不逊色于其他人种。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历史究竟给生活在这片中华大陆上的人们开了怎样的玩笑?

    问题的关键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古老中华文明越来越失去活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但为什么落后呢?如果说文明的替代和自然规律的演变一样,那么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又在哪里呢?

    人与地球上其他动物的不同，最大的一点是思考的能力，人类能够与动物最大区别并不是群居，而是人类能够通过智慧来完成自身的进化，通过更高的文明产生技术能力，获得更富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应该说，智慧是人类与其他种族，也是人类自身不同群体之间最核心的竞争力。

    那么智慧从哪里产生呢？人类智慧的产生有两个阶段，近代以前，无论是地球上的哪片大陆，智慧的产生以及对生产力的推动，都是在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改善技术的漫长岁月里一点一滴的沉淀下来，而到了近代，在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发端于欧洲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改变了这种不断走弯路的缓慢过程，开始通过实验与理论研究并进的方式揭开自然界的奥秘，并且通过现代化大学的教育形式使得文明的传播更加高效，让群体的智慧产生成为一种蓬勃延续的自然状态，这种智慧能够不断改进技术，不断修正与优化社会制度，在其后的电力革命、信息革命中，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始终引领着现代文明的进程，最核心的因素是，他们更深切的认识到了人类智慧的重要性和人类思想对整个群体的推动作用。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华文明却逐渐走向了没落，无法持续产生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技术呢？又是什么束缚了我们？我们曾经的辉煌来自哪里，现在的落后又因为什么呢？

    我想首先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做这样的划分，即一类是通过分析自然规律改进生产技术的自然科学文明（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一类是研究人类社会规律使得个体和整体利益最优的社会科学文明（包括宗教、政治、文学等），那么实际上，这两者是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对真理的追求），然后在不断的发展中相互影响并发展的。通过这两条线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场数千年的漫长赛跑中，为什么曾经领先，又在何时落后。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甚至更早），世界上主要的几大文明包括中国的夏、商、周，埃及的古王国，古巴比伦、欧洲的爱琴文明等等，在这些早期的文明之间互相没有影响，形态也比较接近。公元前8世纪到4世纪这个阶段，中国是东周列国，而欧洲的文明开始发端，既出现了在希腊群岛出现了号称西方现代文明起点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分裂的群岛上产生了元老院形式的民主代议制和城邦直治的自由民，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诸子百家，各国势力相互制衡的政治局面，此时的中国和欧洲，无论是文明程度还是政治体系都是比较接近的。公元前500年出现波斯帝国，公元前221年秦灭6国，在中国大陆形成统一，而西方在此时，进入了罗马帝国时代，历史的分界从这里开始，中国和欧洲在不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秦统一6国，结束了中国大陆上连连征战的情况，开创了中央集权时代（与周朝的分封有本质的区别），中央集权的统治开始在政治、宗教、思想等等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渗透，不断发展，延绵了几千年，中华的文明区别于欧洲文明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央集权，是中央集权带领我们在世界文明的竞赛中一度遥遥领先了几千年，但也正是中央集权让我们在近代数百年内落后。当然这里说的集权和分权是从起点来说，统一的国家权力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普遍存在于任何国家形态中，集权专制与分权制衡的区别在逻辑的起点上。而这个逻辑的起点就是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尊重。

    中央集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集中最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从短期看，是最有效率的，短期短到什么程度，短到50~100年左右的时间，恰恰是一个贤明君主的生命长度，这也是中国所有**盛世的有效时限，超出了这个时限，继任者就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与集权本身带有无法克服的问题。集权可以在短期内模仿甚至超越其他的文明（比如工业化）但集权专制本身缺乏内生的完善能力和产生文明的能力。

    为什么有国家？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共同生活的人类群体的需要，对内建立并维护生活的秩序，保障公平和效率，对外抵御外敌的入侵，国家是一个人类利益共同体。但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国家政权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何确保少数人一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呢？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通过自我修行的方式超越物质欲望，所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如果得不到多数人的监督，就一定会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封闭自己利益并且维护这种封闭性的工具。因此，国家政权这种带有终极性的强制力量必须持续的掌握在整个社会的精英群体手中，社会才能稳定，如果这个力量掌握在整个世界上的精英群体手中，那么这个国家才能拥有不断超越其他国家的竞争力，这一特征，也是中国集权政治体系能够在几千年的王朝更替中始终保持一乱一治的循环的原因，如果不是近代中国的大门被欧洲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国会继续在这个体系中循环下去；而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电力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都能够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里产生的原因。

    中央集权下衍生出的思想和文化都具有明确的单一性和排他性，这种思想和文化上的固有特性是我们民族一切劣根性的根源，直到今日，我们仍然受到这种习惯性的影响，使用情绪化的语言，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不同观点的人，最终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这种思想和文化特质当然是为专制服务的，比如“坟书坑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历朝历代数不胜数的文字狱，排他性的思维模式会使用集权的专制手段，最终会绞杀一切社会科学方面创新思想的萌芽，把这个体系下所有人类的智慧转化为“权”“利”崇拜的“机智权谋”，最终把举国人口都变成三类人：奴才、野心家、麻木蒙昧的大众，在这一过程中，极为优秀的个体只能通过避世的方式来完成自我修炼；而在分权制衡的政治体系下思想和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妥协性，从一开始，就具有内生的发展力量，希腊城邦文明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元老院和400人议事会这样的代议机构，产生了轮流执政和主权在民的理论体系。但正因为冷兵器时代，科学的力量还不发达，分散的权力往往无法抵御集权的力量，希腊被罗马合并，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希腊文明却成为罗马文明的基础和发源点，罗马各个行省自治的政治安排，也是西方社会地区自治的前身。同样的，罗马帝国消灭在日耳曼民族的南进过程中，文明传承却又被新的帝国吸收了。西方的文明在不断被吸收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明也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被吸收和发展，一直到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东方的文明在技术方面都是领先于欧洲，东方拥有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反过来向西方传播更先进的技术。

      因此，在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里，集权文明一直在领先着。（续待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