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诗经.小雅.伐木

                  　   天涯何处无芳草
                           　  ——忆陈壁华

    “才女何处寻，执信校园中。岭南群芳争妍，花开别样红。”这是我在二零零二年，为记念认识陈壁华暨广州执信女中同学三十五周年而填词，调寄“水调歌头”的前四句。这首词唤醒我在“文革”中与陈壁华等同学相遇、相识到相知的往事的回忆。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即一九六七年六月，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展开。武汉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已达“白热化”程度，势如水火，一触即发，尤其汉阳，笼罩在一片“百”色恐怖中。

为了弄清武汉当时的形势，有必要对当时群众组织的背景情况作一简单回顾与介绍：在武汉，由于历史原因，在“文革”中形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即以“钢工总”、“钢二司”为一方的所谓“造反派”和以“百万雄师”、“红卫兵”为一方的所谓“保守派”。从“文革”这场旷世浩劫的最终结果来看，两派群众组织都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都是政治斗争棋盘上受人驱使的一颗棋子，任何一方的得势或失势，都是上层政治斗争的结果在地方的“映射”。而最为可悲的是，在当年那个蒙昧的“造神运动”中，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毛思想的忠实捍卫者，而对方是异教徒，是邪教，是异端邪说。每一个“文革”的参加者都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思想，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处在为了信仰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疯狂状态。

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汉阳已是百万雄师的一统天下，已没有“造反派”的生存空间。在武昌，高校林立。高校中，拥有“造反派”观点的群众居统治地位，故当时的武昌，尤其在高校中，又是“造反派”的独立王国，被戏称为“红色堡垒”和“中央苏区”。

六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来到当时位于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大的校址）并住进校内31号楼。只见校园内到处贴满大字报、大标语，有如“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是“文革”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校园景观。

正当我们在校园主楼看大字报时，一群衣着俭朴，皮肤黝黑，打着赤脚的女生，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即令在当年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年代，女生打赤脚也十分少见。但她们十分坦然，一副“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是真名士自风流”的神态，十分惹人瞩目。

我们十分好奇，便上前与她们搭讪，得知她们是广州执信女中的学生，听说武汉“文化革命”开展十分火热，慕名前来武汉，准备投身到火热斗争中，去接受“文化革命”的“战斗洗礼”。那时的年轻人，就像是入了邪教，受到精神控制一般，都是这般的执着和虔诚，这是我们的后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明白和理解的。

就这样我们互相认识了。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一种缘份，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没有任何距离感，谈话十分投机。尤其听说在“文革”初期，她们在校遭遇“红五类”的羞辱，被“红五类”煽耳光，甚至用嘴去舔“红五类”吐在地上的唾液的经历，真是骇人听闻，这不仅是对人格的侮辱，更是对人类尊严的蔑视与践踏，令人义愤填膺。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多，许多观点不谋而合，而“观点”在“文化革命”中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立场，政见，所谓的“道”，“道不合，不相与谋”，即是此意。往往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因为“观点”不一，而夫妻反目，四分五裂的情况比比皆是，屡见不鲜。

在这群人中间，一个叫陈壁华的同学更显突出一些，似乎是她们的一只引头雁。说话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十分擅谈。有时，她们的观点十分幼稚，比如，她们是一群“非暴力主义”者，对于武汉武斗的现状大惑不解，主张武汉两派之间的矛盾应采用说理的和平方式解决，虽然愿望良好，但不明白“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道理。有时在有些方面，观点激烈、有失偏颇，所有这些，反倒为发挥各人的辩才提供了机会、拓展了空间，增加了在一起互相交流的机会。

在“文化革命”中，“辨论”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谈话方式，人们往往为了一个问题，一个在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互不相让，面红耳赤，争执不休，在雄辨中弄得声嘶力竭。

随后几天，我们发现除了政治观点之外，我们的许多兴趣爱好也十分相似，尤其是对于文学和历史的喜好和偏爱，更成为以后维持二十多年通信联系的基础。

人类天性崇尚“自由、平等、博爱”，追求“真、善、美”，即令在毁灭人类文明的所谓“文化革命”这场邪恶运动中，依然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我十分感叹和留恋以前人们之间那种真诚与纯朴的关系，以诚相待，坦诚相见，不分彼此，“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与陈壁华等同学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把这句话借用到我们与广州同学的关系上，真是恰如其分，我们之间的关系纯真无邪，洁白无暇。

由于武汉的形势暂时处在一种僵持阶段，留在武汉也无事可做，故我们决定到上海去走一趟。当我们把这一决定告诉她们并邀请她们同往时，她们仍被武汉“如火如荼”的形势所吸引，不愿去上海，同时也不希望我们去。但当时我们正是所谓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年纪，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着一种堂.吉珂德式的英雄气概，不愿整日沉浸在儿女情长的“温柔富贵乡”中，于是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在我们离汉期间，她们全身心投入运动之中，不辞劳顿，骑三轮车到汉阳贴大字报，刷标语，由于汉阳是“百统区”，这在当时都是极冒风险的事情。十天之后，大约在六月二十日左右，我们从上海返回。当我们到湖大去找她们时，此刻陈壁华正站在窗台上，见到我们后，欣喜万分，从窗台上一跃而下，跳到我们跟前，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此刻我们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一日不见如三秋”的感觉。

六月中旬以后，武汉形势急转直下，自发生“六.二四”百万雄师血洗汉轧惨案后，武昌已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湖北大学的形势也岌岌可危。这样，我们与陈壁华等同学离开湖大，住进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东湖之滨，风景优美。校园内浓荫蔽日、绿草如茵、亭台楼阁、雕栏玉砌。与湖北大学比较，武汉大学简直就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远没有湖北大学里浓烈的“文化革命”的火药味。在珞珈山下，我们在一起渡过了难忘的二十多天。

陈壁华她们住在依山而建的女生宿舍，我们住在化学系的男生宿舍，之间有十多分钟的路程。白天，我们有时在一起看看大字报，有时到学校游泳池游泳。她们当时大部分人不会游泳，一般就到浅水池泡一泡，或坐在游泳池走道上用脚打打水，我们则到深水池去游。记得有一次，我们游得兴起，游出深水池，从武大向东湖长天楼方向游去。游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眼看快到对岸，此时，湖底全是一人多深的水草，我们担心被水草缠住，赶忙调头往回游，等游回来时，人已全身瘫软，这大概是我们在静水中游得距离最远的一次。

晚上，我们也经常到湖边散步，面对朦胧夜色、鳞鳞波光，我们漫无边际、海阔天空地让思想无拘无束地在自由王国里驰骋、翱翔。由于我们都没到过广州，对这个充满岭南风情的南国花城心驰神往，她们就以诗一般的语言向我们描述镶嵌在珠江之滨的一颗明珠——羊城广州的美丽风光。关于这个情景，我在拙诗《仲夏夜之梦》中这样写道：“你说那越秀园里盛开着的繁花，正吐着馥郁而芬芳的香气袭人／你说那荔湾湖畔阿娜多姿的杨柳，在和煦的晚风中摇摇摆摆、娉娉婷婷／你说那珠江两岸忽明忽灭的点点渔火，仿佛海珠姑娘的眼睛一样脉脉含情／你说那神话一般的白云山顶哟，那山巅终日飘浮朵朵奇异的白云／”。这就是从她们的描述中感受到的美丽的广州在我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象。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七.二零之前。七月十九日晚上，武大校园内人心惶惶。此时，百万雄师在武汉三镇到处挑起武斗，近似疯狂。据说，百万雄师作困兽斗，准备向来汉解决问题的“中央首长”发难，这一切表明，百万雄师已走到穷途末路。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震惊全国的“七.二零事件”。“中央文革”表态，百万雄师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作鸟兽散。

七.二零之后，陈壁华她们随我们回到汉阳，住进武汉三中。在汉阳，我们尽地主之谊，接她们到周福生家作客，请她们吃饭，陪她们到繁华闹市、风景名胜参观游览，同时还把她们接到谢保安家小住几天。七月底，她们怀着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告别江城，返回广州。

自陈壁华她们回广州后，与我们之间二十多年漫长的“两地书”得以开始。其中，陈壁华、董群丽、谭小萍等同学与周福生、熊明超、谢保安及本人写信，写信对象亦不固定。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之间通信渐渐稀少，只有陈壁华与周福生和我之间的通信一直保持下来，其中回信以我为主。我们之间通信所以能够保持，完全是因为文学爱好的原因。陈壁华出生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医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在古典诗词方面颇有造诣。受此影响，陈从小也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同时表现一定的文学天赋，这可以从她寄给我们的一些诗歌作品中得到佐证。本人亦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从小喜欢阅读并背诵许多诗词歌赋及古典散文。尤其在七.二零之后，出现一个相对的风平浪静时期，我们阅读小说、诗歌也进入一个高峰期。那时正在“焚书坑儒”，书十分难借，能够弄到一本中外名著，则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在那段时间，除了中国古典文学外，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法兰西及英格兰的小说、诗歌及剧本。我们之间通信内容，基本上就是交换学习心得及读后感，几乎没有涉及其它内容。

陈十分喜爱花间派、婉约派的作品，这点与我十分相近，我酷爱唯美主义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对我一生影响巨大。就像在围棋方面，我十分欣赏“美学大竹”一样，宁可输棋，也不让棋形难看，在把胜负视为生命一般重要的黑白世界，这是一种多么高远的境界。

一九六八年底，我们下放到宜昌农村，陈壁华她们下放到广东宝安县松岗公社罗田大队，从而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在农村，我们接触和了解到了生活在（应该是挣扎在）中国最低层的群体——农民艰难的生活环境与条件。农民纯朴善良、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精神，深深感染我们，我们为农民世世代代为社会的付出与社会回馈的严重失衡而愤愤不平。

在下放期间，我们之间的通信依然维持，除了谈论文学之外，农村的所见所闻及艰苦的农村生活的体验与感受也是谈论主题。

一九七零年六月六日，周福生不幸溺水罹难，当我们把恶耗告诉她时，她悲痛万分，即刻寄来哀悼周的诗文。诗文情真意切，十分感人。现将其中五首诗收录于后，以资佐证：“望书渡日日如年／哪料传来噩耗篇／长夜雨声随泪尽／孤灯愁影照无眠／”；“一朝吷别后／十载恨难休／旧事如长水／悠悠不倒流／”；“容姿音语尚分晓／但记江城人杳杳／壮志未酬付流水／别后情怀知多少／”；“泪书欲寄路遥遥／愁起无眠夜寂寥／错落鸡声传远近／几声能达汉阳桥／”；“星斗斜横夜又阑／三年宽别弹指间／龟蛇共话犹前日／乘鹤归去不复还／”。要知道，陈在写这些诗文时，年仅十八岁。

在农村生活一年多以后，陈来信流露出想偷渡去香港的想法。据陈介绍，宝安县松岗公社地处丘陵地带，土地贫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知识青年对前途普遍感到悲观、失望与渺茫。由于我们地处内地，对沿海情况不很了解，尤其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偷渡”乃是弥天大罪，偷渡不成则死路一条，于是我们表示反对。但她来信说，在广东沿海，偷渡到香港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没有我们想像那样可怕。在有的地方，百分之九十的年轻人都偷渡到了香港，这是他们脱离苦海的唯一方式。并表示去意已决，绝不动摇。为此，她开始实施偷渡计划，当务之急是学会游泳。因为在此之前，她还是一只“旱鸭子”，连“狗爬式”都不会，因此，她开始了刻苦的游泳训练。由于游到香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据说要在海上漂流十多个小时，因此，不光要会游泳，还要有足够耐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陈的游泳水平提高很快，进步神速，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就是偷渡时机。因为沿海岸线有边防军人牵着警犬巡逻，十分危险。因此，她们一般选择月黑风高，狂风暴雨的天气进行偷渡。而且，在夜晚也看不见指南针，无法辨别方向，此时，香港通宵达旦的万家灯火便成了偷渡者们指引方向的“北斗星”。

陈壁华偷渡香港的过程也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前两次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她在来信中流露出懊恼与沮丧，甚至萌生打消偷渡的念头，大约在一九七一年，第三次偷渡香港终于成功，成为流落香港的大陆难民。

当局应当反思，如果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谁愿冒葬身鱼腹的风险，离乡背井，“偷渡”到异国他乡呢。陈成功“偷渡”香港说明，人类追求自由、民主与幸福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战胜的。

陈到香港后，我们仍以每月一～二封信的频率保持联系，但此时通信不能直接投递，而是通过她的家庭转寄，即是我首先把信寄到她广州的家中，再由她家里把信转寄香港，反之，她来信也是先把信寄到广州，再由广州转寄武汉。因为在“文革”中间，有一罪名叫“里通外国”，凡与海外通信，都有“里通外国”之嫌，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无奈只能采用这种方式通信。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多年，直到她们全家移居美国。

陈到香港后，恶补英语，经过刻苦努力，她终于在香港一家有名的报纸——“星岛日报”当编辑。陈仅有大陆的初中学历，若不是自己刻苦努力，天资聪颍，勤奋好学，在一个十分强调学历及背景的香港，要想谋得一份体面的职业，谈何容易。当然，陈的文字功底，在求职过程中也发挥很大作用。

香港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据陈介绍，香港资讯发达，新闻时效性强，有时为了赶写一篇稿子，通宵达旦不能休息。经常一人身兼数职，采编、写稿、编辑、排版，有啥干啥。由于她工作努力，成绩显著，受到老板的亲睐与尝识，终于在报社站稳脚跟。

陈在香港曾给我寄来一本“英华大字典”，我一直保存至今，弥足珍贵。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到茂名出差，途经广州。陈的父亲及弟弟亲自到宾馆看我，并把我接到她家作客。陈的父亲是一位老知识分子，戴副眼镜，一副学者风度。他们全家对我非常热情，因为我与陈通信近十年，她家人对我十分了解。我先后两次到她家，她家都杀鸡款待。据说广州人待客，杀鸡是较高的接待规格，尤其在那个年代，肉食计划供应，用鸡待客已是十分难能可贵。同时，因为沈真华准备结婚，要我带广州水果糖。但广州水果糖计划供应，每家的计划数量有限，陈母到处向邻居借粮证，按我所需数量帮我买齐。陈一家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令我十分感动。

陈在香港呆了几年后去了美国，定居纽约，后将其父母也接到美国定居。顺便讲一句，陈有姐姐及弟妹多人，先后移居美国，最后都在美国团聚，以享天伦之乐。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我们为记念周福生去世十周年，准备出一纪念册，向她征文时，她本人及她父母和弟弟都踊跃投稿，这使我们大感意外并万分感动，福生如有知，当可告慰九泉。

但从陈的诗中，我隐隐感到陈的心态发生微妙变化，似乎流露出出世的思想，关于这点，从她为纪念周福生去世十周年所写的诗文《给》中初见端倪。

陈在美国生活、工作都十分顺利，但一直独身，我想，这会不会是她情绪有时低落的原因呢，我无从印证。我十分了解陈，生性高傲，天资聪颍，一般人对她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这可能是她的个人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她在纽约地址变化，未能及时联系，这样，持续二十多年的通信就此中断，殊为可惜。二零零二年，当我们纪念周福生去世三十三周年，想与她再次取得联系，但经多方努力，仍未成功，十分遗憾。

陈与我通信多年，她的信和照片我保存完好，但在一九七七年底，在我因“文革”问题隔离审查时，我父亲把我所有的笔记及信件找出，全部付之一炬，令人痛心疾首。

“人生难得一知己”，陈壁华是我一生中十分难得的一位红颜知己。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想，此时的阑珊灯火，怕正闪烁在大洋彼岸美国纽约的茫茫夜空中。

                                  莫安德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