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王智仁 

       今年是母校武汉三中百年华诞。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她的每一个学子，不管是成器的还是不太成器、碌碌无为的，只要是有感而发，都可以而且应当写一点东西。这将是百年名校传承历史，教育后人的一笔财富。

       我离开母校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从花季少年进入花甲之年。四十年的沧桑岁月，我们的祖国乃至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知为什么，我对三中短短三年的学校生活最刻骨铭心！此后的十年动乱对我反而相对平静。

       1962年秋，我考入武汉三中高中部学习。受母亲的影响（我的外祖父九十年前在武汉法政大学学习），我从小就有大学梦。总的来说，我在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业和品行都是不错的。我尊敬教过我的老师，至今每年都去看望——哪怕文革期间，老师身处逆境。这一点，连我的儿子都不可理解。我忘不了我的学友——哪怕自己混得不像人样子，一直愿意充当同学的联络员。

       我家很穷（经常上学打赤脚），家庭出身又“不好”。父亲所在单位连“缓缴学费”的证明都不开，更谈不上“免缴学费”和“人民助学金”。我清楚地记得，每学期末，学校在校门口张榜公布未交学费和住宿费的两张名单上都有我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母校是有恩于我的！毕竟让我混到高中毕业。同时，我的求学生涯是在我深爱的三中止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母校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哀怨！高中三年，“阶级斗争”味儿很浓。高二、高三的班主任是政治老师，嘴里经常讲“阶级路线”。虽然从高二起，我两年被同学推为学委，老师给我的评语也少不了“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成绩优秀”之类，但我已经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我深知成绩好也是枉然。团支部的活动就是“访贫问苦”、“忆苦思甜”，黑板报上组织讨论“在分数面前能人人平等吗？”“谁说工农子女脑子笨？”“早熟”的我，经常琢磨：宪法清楚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论出身、民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一律平等。怎么又冒出来一个“阶级路线”呢？我还敏锐地观察到，德高望重的张寿龄老师、徐善同老师深得学生爱戴，但都为人低调。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还要教书育人。难啊！

       1965年，我参加文革前最后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按我的成绩，考一个重点大学问题不大。我不仅未考上，落榜后连由学校安排的师训（以后当老师）也榜上无名。感谢当时的杨策校长为落实我的工作当面让杨祥驹老师和我一起上市教育局去询问。结果无功而返，一直把我退回街道。我顿时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弃儿”。

       动乱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好心的同学劝我去，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知趣”的我只敢参加“不政审”的第一届电大入学考试。我可以告慰我的母校和老师的是：我不愧是名校培养的，数理化三门满分为300分，我考了271分。这时我已有两个孩子。电大毕业后，我专程到母校看望杨祥驹老师。他向我讲述了班上某“考取”大学的同学文革期间回三中对他拳打脚踢，理由是“压制工农子弟”。动情之处，杨老师说了一句掏心窝的话：“要说对不住，应该说对不住你们。”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十五年前的秘密：“你的学委职务事实上在高三已经取消了。”说来大家不相信，只到今天，近六十的我还不时做考试的噩梦。有时我也怀疑自己心胸狭窄：一生受了多少委屈，为什么独独对高考耿耿于怀四十年？是的，我知道自己是个庸人，一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只是觉得有悖于社会公平。今天我们的社会提出“教育的公平性”、“以人为本”、“创造和谐社会”是对过去的纠正，句句暖人心。给过来人一种“换了人间”的感觉。

       作为献给母校百年校庆的礼物，我这篇文章可能有些“另类”。但这确实是我的母校和千千万万莘莘学子不可回避的一段中国教育史。不要怀疑我对母校有成见，更不是缺少宽容。相反开朗永远年轻！我一直深爱着我的母校——就象深爱着我的祖国一样。恢复高考二十多年，我年复一年痴情地关注着每届三中学子的高考成绩。我感谢三中把我的儿子从一个成绩平平的孩子培养考上武汉理工大学。我衷心祝福我的百年母校青春焕发，桃李芬芳！

       高中时令我“划清界线”的父亲已年高九十，身体尚健。正在写他自己的抗战回忆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活着真好！

               摘自武汉三中百年校庆书系《芳草萋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