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有纺织企业的终结

宋德大

在当年三线建设的机遇中兴建的一座大型棉纺织厂，自建成投产后，从而使宜昌结束了机器棉织工业用纱靠外调的日子。这个企业曾是国家二级企业，纺织工业部“双文明企业”，省首批出口专厂，产品曾荣获国家银质奖，部和省优质产品证书，经过“七五”期间总体技术改造，拥有国际国内先进纺织设备，也有一支技术精良，爱岗敬业，素质较高的职工队伍，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后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仍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每况愈下,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于走到了尽头。

三十年来，这个厂的职工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历程，有创业时的艰辛，有发展时的喜忧，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停止不前的徘徊。

当年进厂时蹦蹦跳跳的姑娘、小伙，如今早已步入中老年行列，耗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带着无尽的伤痛，有的早已匆匆而去（疾病、上吊、跳楼等），有的为生计、子女而奔波，随着纺织行业“砸锭、减员、增效”工作的开展，一批批人员被砍了下来，或提前退休，或待岗在家，拿着极低的养老金，艰难度日。那些厂级头头们，早已各捞一把，悠哉游哉去也。

如同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走到今天，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创业伊始，是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指导下匆匆上马，职工的生活、住房，基本需求都是简而陋之，以至后来问题成堆，不了了之。

工厂办“小而全”社会，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那时，厂里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初中班）、医院、食堂、俱乐部、居委会等等。厂里的机构重叠、科室罗列、干部队伍庞大、人浮于事，干部“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工作状况可以想见。

工人工资低。七、八十年代，工人的工资是相当低的，一般工人只拿二、三十元，后来达到四、五十元，仅仅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更加谈不上。工资改革和工资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是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的，也只有二、三百元或四、五百元，一直到今天。除了工资外，在职工福利方面算是有一些帮助，职工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那也被看作是对职工的一种恩赐。“低工资制的实质不仅表现在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对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违背，而且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制度障碍”。（刘凯湘：《低工资制的危害》）企业的不景气、人浮于事、私心严重、不负责任、浪费现象、管理简单、忽视质量、思想松散、士气低落、其渊源盖出于此。

工人是工厂主人翁吗？非也。工人们拿着低工资，经济地位之低，何谈主人翁地位。然而工人的“政治地位”曾被抬到至高无尚的地步，这个虚幻的荣誉感忽悠着广大工人去不计报酬、忘我工作、牺牲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重。记得“文革”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继军宣队后，工宣队也随即开进各大专院校，后来又戏剧性地退场。当时，许多工人找对象老大难的情况，皆因顶着“工人阶级”的金字招牌，一时倒成了“香饽饽”，很轻易地成就好事。

工厂后来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工人的地位仍然没有变化。杨林林所写《改革让“劳者有其股”》一文，对顶级学者访谈，提到一个很新的观点，我深感兴趣，完全表示赞同。改革让“劳者有其股”，只有劳动者拥有了个人财产权，他才能变成真正的主人，有产者才是真正的经济主体。恢复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权”，这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股份制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就能够作为一种投资，就可以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分享利润。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劳动者就应该成为有产者！为什么呢？因为他投入了原始的财产——劳动力，通过这种投资来享受利润，然后再投资，再分享。按马克思所说的“让劳动者恢复个人财产权”，工人就能成为真正的主人翁。

“穷庙富方丈”的事，在这个厂也是很典型的。几届厂里的头头们，那些称之为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的人们（他们才是主人翁），都捞了一把。真正是改革、改制的受益者。拿车间实行承包制来说，车间的这一坨钱，完全由车间几个头头支配掌握，工人们因请假、旷工、迟到、完不成生产任务等原因自然要被扣钱，头头们如稍有良知的尚可以公平分配，如有的头头，竟放开手脚去做，设小金库，将这些钱由自己支配，任意放进自己的腰包。厂级头头们，其在位时，真是风光得很，在外面人家都是以老板称呼，陪客户吃饭、饮酒、卡拉OK、桑拿浴，这当然是工作需要，无可厚非，此其时，当酒酣耳热、醉意朦胧时，又正是青春荷尔蒙旺盛时，诸公们不免还要发泄一番，某某就是在陪客户去嫖娼一事，被市委组织部处理，公诸于当地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