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江
零家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三中校园中有几个同学的身影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一个侨生，大家都叫他“老莫”，那时有许多学生上学都还穿着打有补丁的衣裤，而课外活动时，他在操场上穿的衣裤，不论是式样，质地还是颜色，都很能吸引住大家的目光。那时是少见多怪，他那身衣裳无论哪一件穿在别人身上，都要会在批斗会上狠狠地掴自己的耳光，因为你身上有很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但他是侨生奈何不得。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他有一双拳击手套，据说他拳打得很好，那时学校里无人会打拳，所以他肯定是第一了。我偷看过几次他的自我训练，剽学了几招，加上自已的悟性高，自创了一套三脚猫的拳法，一直打到今天都没遇到过对手。另外两个同学穿着倒是很朴素，偶尔穿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黄军装，他们就是时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和副司令员的公子姚普光和李江。他俩都在初中部，住校生，运动之前我和李江基本上没有过接触。
六六年姚普光已毕业不在三中了，吴绪国以前与姚有过接触，附带也就认识了李江。有时要在学校夜宿，他与住校生孙自元，李江，彭光浩认识了，并常借侃大山之名借宿，孙李彭也从他嘴里知道了我们班级和我们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并经常参加我们的讨论与活动，从此，几个热血少年就和“红岩”粘在了一起。
我和李江、孙自元那次去北京的原因和大致过程，李江在他的文章中已讲过了，毛子他先到京，他们住在京西解放军的一个后勤学院里，我们在城东的一个庄子里，联系很不方便。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就都浸没在那“红色”的汪洋大海之中了。乱哄哄，你刚唱罢我登场，齐刷刷，城头变幻大王旗。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留在记忆中的东西早就不多了，但有一段事我总还有点印象。那次去北京，离汉时身上仅带有人民币五角钱，在京呆了几天，吃住是中央人民政府给报销了，后爬长城，登香山，逛故宫，……到临上火车时，身上真叫一分钱都没有了。当时我问过，李江说他身上还有几块钱，我们就上了车。大串联车上的情况大家肯定还记得，好不容易抢到两个座位，让他俩坐了，我就钻到座椅子下面躺着，不一会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肚子饿，饿醒了，钻出来一看，只看见孙自元一个人歪睡在那儿，没见李江，一问，旁边人对我说：你那个同学半夜在邯郸下车了，说是去他哥哥那儿。他让告诉你，到武汉再见。听完这话，我是一个心放下了，一个心又提起了：身上没钱买吃的，到武汉还得一老天，这下不饿死也得去半条命了。革命尚未成功，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啊。正思量着，孙自元醒了，我把我们目前的‘形势’讲给他听，他没出声，默默用手在口袋里摸索着，一会，他掏出一张纸币——五毛钱！哇，有救了，革命的航船又可以乘风破浪了！车一到站，我就从车门往外挤，人太多，我还没挤下去车又开了。真倒霉，车又开了三个多小时，马上就到郑州了，从郑州到武汉还有九个多小时，如果在这里再吃不上东西，悲剧依然会发生。这次我事前作了准备，车未停稳，拉开窗户就跳到月台上，朝着卖包子大饼的小车奔去，买吃的人太多了，售货员又光收车上人的钱，很少收我们下面人的钱，汽笛响了，还没卖到我，眼看车子已经动了，我急了，一把拉过售货摊，打开小门，伸手进去抓了几个包子，把钱放在车上返身就跑。“抢劫啦！抢包子啦！”售货员一边叫一边追了几步，我不理他，一边把包子往嘴里塞，一边用另一支手去抓已经开动的火车门把手。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还因欠孙自元几个包子钱而四处寻他。
李江的父亲李迎希（1902-1981）出身贫苦，做过雇工，饱受反动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后因参加农民协会，反抗土豪劣绅，全家人大多被反动派杀害。1928年，李迎希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在战火中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
六六年年底的某天，我们那时整天都泡在学校里，那天中午吴绪国把我拉到一边，看四周无人，小声对我说，李江通知他，李江的爸爸要见我们俩个。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清楚，李江也没对他说是为了什么。我们俩谈了一会，一致认为不会是什么样坏事，决定还是去。按照事先约好的要求，我们俩穿过莲花湖，从小路上龟山，在下午五点半准时到达长江大桥汉阳引桥头的一个路口，李江等在那儿，还看见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站在一辆浅色的“伏尔加”旁朝我们点头，他是李副司令员的秘书，把我们让进车后，也没跟我们交待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就叫车直接开往茶港。车在洪山礼堂向右一拐就进了茶港，沿途的岗哨可能认得车子，没见一个挡道的。茶港大院里当时住的全是省和军区的最高级领导人。里面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红砖二层的独立小楼，沿途只见一幢幢小洋楼错落无章的隐蔽在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一条条小路又将它们贯连起来，整个环境显得既优美又安静。
先路过陈再道的家才是李江的家。一下车就看见一个神采奕奕的老军人站在门口，个子不很高大，但从肤色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了。两眼炯炯有神，象一下就能把人的心看透一样。我们急步上前与他老人家问好致意。进屋后他老把我们带到二楼的书房里，房内有许多书，还有一张大地图，他让秘书给我们倒了水，又把他自已的烟递过来让我们抽，红盒子的大中华，我当年不抽烟，毛子可是个大烟鬼，他也假意推辞，李副司令可能先已从李江处知道他抽烟，见我们有点拘束，就抽出两支烟递到我们手上：抽吧，抽吧，没关系。一下子就把我们心里的紧张情绪给松弛了下来，以后的谈话也一直很轻松。他老询问了学校的情况，要我们谈谈自已对社会上情况的看法，谈话气氛一直都很轻松，就象一个老父亲与自已孩子在拉家常话一样，交谈中他嘱咐我们，运动中要注意大方向，要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相信党中央，另外李江年纪还小，要我们多帮助他等等。不一会，秘书来说饭打回来了，李副司令就和我们一起下来吃饭。
两三碟小菜，米饭，馒头都是从饭堂打回来的，李江说他家平时都吃食堂，星期天他妈回来才做点菜。李副司令那天看了一下饭菜后，对秘书说：少了点吧，他们都是小伙子，能吃的，再去拿两个馒头，加炒个鸡蛋来。那天吃没吃饱，我是没记忆了，但那份感动和热劲却永远地留在了心头。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和蔼，是我原先没想到的。当伏尔加开动离开茶港时，我们从车后窗里，还能看见老将军身披一件半新不旧的军大衣，在目送着我们。
这是我最后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李迎希老将军。在以后的运动中，老将军与中央一些老帅一样，也没能逃脱那悲惨的命运。这次李江回来，我们相聚一堂，言谈中知道了一些李老将军在那时中被诬陷，关押，软禁，流放的经历。1981年5月8日，中共武汉军区党委作出《关于为李迎希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指出，李老将军在运动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政治上受到压抑，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损害，家属子女受到了株连。虽然冤案得到平反，名誉得到恢复，但历史不能逆转，生命不可重复。李将军在看到平反决定的半个月后离开了人世，享年79岁。
将军走了，他载着军功，带着伤痕，他含着冤屈，怀揣不解，于心不甘地走了。他身后留下的忠肝烈胆，廉洁自律，秉性刚直，嫉恶如仇等高尚品德，都犹如一座无比高大的丰碑永远耸立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家良在常青花园聚会上
06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