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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谢保安 [原创 2006-02-21 12:53:37]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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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谢保安

 

从海纳百川的首页上看到张寿龄老师的讣告,我的心象被利器刺了一下,感受到一阵阵剧痛。

张寿龄老师,是一个还能够唤起我们对那个过去了的年代回忆的为数不多的三中的老师之一。我与张寿龄老师,其实只有师生之名,并无师生之实。一是,他没有直接教过我,没有作为师生之间在课堂知识传授方面的经历。二是,我高一才进三中,进校后不久即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我与他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但正是文化大革命,才使我对他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四、五月份吧,当时王明毅老师在校革委会授权下办了一个<<红岩通讯>>的油印刊物,内容主要是报导本市及各地的文革动态,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虽说是个油印刊物,但内容充实,刻印精良,而且每天一期,连续性与可读性很强,堪称文革期间油印刊物中的精品,受到各方的好评。每天都有各单位的人来凭证领取或交换,具有一定影响。

但不知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王明毅老师不能来校,<<红岩通讯>>有停刊的危险,我不得已找到张寿龄老师,在此之前我已慕名他的字写得很好,我让他来顶替王明毅老师出了几期<<红岩通讯>>。那时张老师境况非常不好,好象已经落难牛棚了。当我说起这事时,张老师有一些为难和犹豫的表情,我当时用不容分说的口气告诉他,这是革命工作,没有挑选的余地,张老师没有办法,只能接手续办。张寿龄老师经手的几期<<红岩通讯>>果然不出所料,仅就刻字水平而言甚至在王明毅老师之上。其间我与他还有一些简单的交流,印象中他思考问题极为冷静、极有条理,说话逻辑性很强。对各种政策和人事关系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有一次我请教他蹇字如何读,他不仅告诉我读音、字意,还告诉我这是一种姓氏,并举出了他解放初期在市里工作时有一位蹇姓同事,是贺龙的前妻。我还向他请教过“基凯夫事件,这是武汉市在解放初期的“三反运动”中震动朝野的一个大事件。张老师叙述事件起因、过程、结局非常清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以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介绍,才知道他早年投身学生运动,后来参加革命工作,他的夫人就是在革命队伍中相识并结为伴侣的。再以后我参加了一次汉阳区支左办公室召开的会议,召集人介绍了所谓的“五师突围”叛徒网的问题,其中着重谈到了张寿龄老师的“历史问题”。

不久后三中革委会按照上级布置对张老师进行了“内察外调”。我与零家良、黄南方同学都参加过外调。我去的是北京,黄南方好象去的是上海。尽管当时,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我们也是无可奈何,抱着应付的态度去的,但客观上我们参加的是对张老师的政治审查与政治迫害,就是今天想起来,都感到特别对不起张老师。特别是我,父亲和叔父参加革命后也是隶属新四军五师,对五师突围的问题从小就听大人经常说到,家庭社会关系中也有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蒙受了五师突围历史包袱的不白之冤,我从内心对他们是同情的。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都无可选择,实际效果是参加了对张寿龄老师的迫害。

自一九六九年后我下乡到宜昌,一九七○年冬天我在分乡普溪河修渡槽。有一天我正在工地上烧电焊,从高处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缓缓地从干枯了的河床走过来,我已经认出了那是久别了的张寿龄老师,我放下了手中的焊枪,一路小跑地向他迎过去,气喘吁吁地大声呼叫张老师,张老师。由于招工中的一再失意,由于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相继离去,我感到压抑,我感到孤独。我太需要找到一个熟悉的人,一个师长说说话,把我满腹的牢骚和失落倾诉出来。当我走近张老师时,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尬尴。特别是当我看到他脸色是那样地苍白,透过眼镜片扫过来的目光显得那么迟疑,甚至慌张时,我几乎说不出话来。还是张老师先缓过劲来,“这不是谢保安吗?你怎么在这里?我已经记不得当时自己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张老师说过“出门在外不容易呀,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只是简单地寒喧了几句就分手了。我一直看着他拖着蹒珊的步子,向金竹、凉水井方向走去,消失在山梁之后,消失在薄暮之中。

此后我很少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年,我因要写记念周福生的文章,想到三中图书室去找点资料看,张老师当时正好在管理图书室。好象是韩德蓉老师引我去的。不等韩老师开口介绍,张老师已认出了我。并连声说“这是谢保安,这是谢保安呵!他的精神、气色比我上一次见到时好了许多。一口浓重的北方话也显出了更多的自信,我猜想他的政策可能还没有完全落实,否则不会呆在图书室呵!这些事在当时并不好开口问。何况我刚刚走出牢门,许多话题不便参入。张老师一边热心地为我翻找资料,一边为我叹息,说了几次“你们被耽误得太久了,太久了呵!”并多次鼓励我要争取继续学习的机会。听到这样的话语我感到一阵阵温暖。那时我虽说是走出了牢门,但还是在“三种人”的浓重阴影下遭人白眼。张老师能如此关怀我,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了眼泪。其实张寿龄老师经受的苦难,承受的委屈比我多得多,他不到二十岁参加革命,历尽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好容易迎来了新中国。却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受尽屈辱。在那个讲政治,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人性的冷漠和疯狂达到了极至。我不知他是靠什么信念熬过那漫漫长夜的?在我的经历中虽说也有坎坷,但我总是有患难与共的朋友、兄弟与我同在。即使在灭绝人性的监狱里,我也没有绝望过,因为我时时都能通过这些朋友和兄弟们的情义在精神上与世界保持着联系和沟通。而在张老师罹难时这种理解与情义恰恰成了最稀缺的资源。所以他的苦难更显得深重。他惋惜自已的学生被耽误得太久,而他自己何尝不是被耽误了一生啊!

张老师去了,他终于结束了自己漫长的人生之旅,他把自己最后的所有——遗体献给了人类的医学事业。张老师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灾难深重的一生,但又是高风亮节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像一颗劲松,傲然挺立在苍天之下,“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严酷的寒冬,更衬托出他那高洁的品德。作为一位教师,他对自己事业和信念做到了最后的坚守和最后的奉献。

张寿龄老师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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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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