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海上的朋友议论时政，引经论点，侃侃而谈， 争论的有滋有味，心里很是羡慕，恨不能也插进去说上个子午丑末。 可是，我学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著作。当年倡导学习的“马恩列斯”著作，结婚时人家送了一套，珍贵地收藏着，随着狭小的房屋搬过几次，终于在一次搬家中给处理了，直到最后连翻也没翻。然后就是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也是稀里糊涂），所以有时听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正确，自己昏昏，看人昭昭。

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从小没有自己的思维。或许是受家庭影响：一个因走投无路参加革命，后一直担任基层干部的父亲，在旧社会吃了千般苦六十岁才入党的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因此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单位听领导的话，在社会上听广播里和报纸上的话，从未有过怀疑，打过折扣。 所以，每当上面有了运动，总是积极参加。

我记忆中参加的运动和活动也不少：开始有点印象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童年的我就跟在大人后面在街上砸石子，大大小小一堆一堆的，至今也不知道那些石子是干什么用的。  三年灾害来了，我们饿着肚子回老家，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的温饱，又转回了城市。

1965年的学雷锋活动，刚上中学的我自是不甘落后，我们学校前有个大坡，每天都有拉粪工人拉着大板车往东郊送粪，给我们创造了极好的表现机会，我们每天上学前，放学后，都在那里帮着工人推车，有时大粪淜在身上，那更是不怕脏不怕臭的表现呢。

那一年还开展了为革命而学习的热潮。在一个个宣传口号中，我热血沸腾，回家郑重宣布：学习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养活你们。大字识不几个，一向视孩子为生命的母亲，一听女儿不养活她了，如晴天霹雳，悲痛欲绝，一时闹得不可开交，直到老师来家做工作解释，才平息了这场“战乱”。

这一年，还做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后怕不已的事情。

我家住个小独院，8口人住三间北屋，而两间厢房总是锁着，母亲从不让任何人进去，我们总是从门缝里看着里面卧着在当时还不多见的沙发。晚上经常有三三两两的人在里面，说是公安局的人有事，妈妈把我们都关在家里不让出来。既是公安局的人，为什么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来这里呢？对孩子来说真是一个难解的迷。

当时阶级斗争的弦已经很紧了，我怀疑他们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想不出个头绪，向老师汇报了这个情况。

幸好老师是个比较稳重的党员，他让我不要对别人说。不久就文革，家里也不来人了，此事无人再提起。后来我知道那是公安局找的可靠的人家做联络点。 要是当时追查起来，把这个秘密地点暴露了，由此再闹出点什么事儿，让我以后如何交代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理论乱了，秩序乱了，心也乱了。低年级的我跟着高年级同学跑。开始听着他们在校园里辩论着，后来看着他们把老师拖在桌子上，脖子上挂着牌子，鞋子，衣服，烧着抄家抄来的东西。后来排着队去看一个自杀的老师，他吊在学校后面小山上一个空房子里，至今还能想起他那铁青着的脸，我压制住自己的同情心，尽量激起对他畏罪自杀的愤恨。

斗争更深入了，分成两大派，再后来我们被组织起来游行，结果被后面的砖头砸的四散而逃；看到一个被抓住的同学，被打得鼻青眼肿，嘴角流血，我想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没敢说。

    后来在去开二中开大会时， 亲眼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战斗。

一派的学生头头A 去抢那个派的高音喇叭，另一派的学生B（据说是军区司令之子）上前护卫，两人扭打在一起，A滚到楼边，马上就要掉到楼下了，B又拉住了他。楼下几百个学生开始还喊着，后来渐渐静了下来，屏住呼吸，心提到嗓子眼。当B拉住了A时，所有的人都长长松了一口气，他没掉下来摔死。

反省自己亲身干的事情：一是在初期被选为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还有就是参加了班上对一个同学的批判，是众多发言中的一个。他出身不太好，还被一个女同学揭发似乎是偷窥她。可心里一直很不安， 觉得伤害了这个同学。事过两年，我下乡回来和同学的交往中，找他去赔礼道歉才放下心。人呵，最难过的是自己对自己内心的拷问。

这场由文化革命直到夺权斗争，也被历史甩进了博物馆。

在我看来，这场浩劫怎么批都不为过的。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尽管我当时还没毕业，按当地的政策不属于下乡的范围，但一贯积极的我还是义无反顾的打起背包， 走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度过了最初的激情之后，在那里干一辈子还是干一阵子，真的能在那里扎根吗？久久地徘徊在心头的问题不需要回答了，在经历了一生中难忘的磨练之后，跟着大批的人马又回到起点，不同的是岁月的年轮又转了两圈。

而对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是非功过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清查五一六分子是我参加工作之后的事情了。 其实到现在为止对五一六是个什么都不清楚，好像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吧，因为我们单位有这么一个分子，要求组织党员批判。刚入党的我参加了会议。看着身边那个担任革委会副主任的同事，也没感觉出五一六有多么可恨，叫他交代什么问题，他也没啥可说，会议沉闷着。我着急得说：吴主任，你有什么就说了吧。几个老党员曾经沧海般的笑了，散会后告诉我，“小香，你不知道，反右那时都是先让你说，然后再把你打成右派。”“一级组织怎么能这样呢？”我心中暗想，半信半疑。可是单位里有个摘帽的右派，其实就说了当时在东北的苏军怎么欺负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是冤枉，单位开会要打右派，憋了一晚上选不出人，正好他出去解手，大家一致通过，从厕所出来他就成了右派。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就差点掉入这个先引诱你，然后再一网打尽的陷阱。

也不知道党支部和孔老二有什么联系，上面开会要求上挂下连，上纲上线给党支部提意见，每个党员都要写出大字报。我正和一个党员在冥思苦想，酝酿提什么意见，还没等想好，上面又来了会议精神了，要整治那些借机给党支部提意见的别有用心的党员，真让我吓出一身冷汗，幸好行动慢了点，差一天就成了反面典型了。

似乎斗争进入了白刃化阶段，在接下来的追查反革命谣言中，我接受了更大的考验。

先前，曾有个小同事私下和我说过，江青独霸戏剧舞台，就搞了几个样板戏，什么接受外国人采访等等。说了没几天，就开始追查反革命谣言了。不幸的是恰恰让我来具体负责收集，那几天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天一个会， 紧张的很。我的心激烈的斗争着，那些说法明显属于追查之内，照那时的政治气氛，小同事肯定要受追查。可是怎么说是反革命谣言呢？难道不是事实吗？有个高干家庭的女青年，被人检举了，结果单位领导谈，局里来人谈，天天开会让她交代幕后人，整的不亦乐乎。

开会时，我避开小同事那惊恐的眼神，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是在当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我自己的思想，可能也是这一生最令我不悔的事情了。

后来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一直在学习的理论都翻了个。总是刚清醒又糊涂的，学完了又批。自己的思想怎么也赶不上形势，检讨的最多的就是头脑中“阶级斗争熄灭论”，看谁也不像个阶级敌人，怎么也难以和“党”真正保持思想上的一致。常常困扰着自己，后来索性也不去想，也不学了，上面怎么说就怎么是吧。

九十年代初，上级业务部门要调我过去，领导不放，欲要我接替单位的党务工作，我的天！太可怕了，想起一个个乏味的会议，一句句言不由衷的讲话，一本本学习造假的记录，一次次认认真真走过场的检查，头都涨的老大，更坚定了走的决心，宁可不要那个也许在别人看起来很抢眼的职务，只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业务工作。

这次李江兄到烟台，说起海上论政的事，我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谁让我天生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弱智儿呢。李江笑了。

不过还是钦佩和喜欢看别人论政。